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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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要往前走,需要排除不直面历史带来的隐患


--作者:熊景明


【编者按】1963年,西方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在香港亚皆老街155号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,专为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,直到中国对外开放以前,中心成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大本营。按80年代初的统计,大约有200多本有关中国大陆研究的学术著作,都在该中心完成。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学,1993年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(下文简称中心)。如今,中心成为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,其使用之方便为海内外学者称道。

1988年,熊景明女士担当中心的助理主任,负责管理中心的日常事务,拓展馆藏以及维系中心的学术网络。每个来到中心的学者都认识熊景明,她说,世界上中国研究中心有很多个,而为中国研究服务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只有一个,中心就是为了服务学者的。

熊景明的热心、周到让人印象深刻,也为她赢得了学术媒人”“熊猫饲养员”“温柔专制等称号。学术服务之外,她近年来集中精力收集民间历史并写作自己的家史。此外,她自身的生活经历,何尝不是一部丰富的民间历史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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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景明和祖父


家族史写作


澎湃新闻:几年前我看过您的《家在云之南》,写的是您的家族史。听闻您最近又在写一本家族史的书,这次是写什么内容?


熊景明:《家在云之南》是凭着自己的记忆,写的都是自己认识的人。现在这一本(暂定名《长辈的故事》)基本上写完了,是根据资料写我的曾祖父、祖父、外公、干爹等人。我对他们了解不多,拜干爹时我才四岁,根本不知道何为干爹。写这些人要去查看资料、做点研究。


曾祖父留下的文集是古文,头都看大了。里面写到他参加西征,到西藏平叛,只有短短一段话,我查阅了包括当时的四川都督尹昌衡、云南的殷承献将军--曾祖父是他的总参谋长--留下的文献,看了英国人写的书,还是没法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些文献完全没有写到战争的惨烈,曾祖父则提及士兵的牺牲,民众的付出,以及北洋政府的瞎指挥,早上下一个命令叫你打,晚上下一个命令叫你撤离。


曾祖父留下来很多文章、诗作,都经他的大儿子即我祖父整理、出版,才得以留下。曾祖父写了很多家族故事,他的祖父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,用今天的话说是“lower middle class”。贼来偷盗,看到他家唯一的好东西,为病重的母亲准备的寿衣。贼人拿起,两个小男孩死死地抓住寿衣不放手,说你们可以把我家的东西都拿去,我妈妈的寿衣不能拿。弟弟被贼用刀砍到手流血,依然不放手。贼说,孝子也!就走掉了。你说今天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件妈妈的寿衣拼命?没有这些细节,我们无法了解一百多年前人的想法和今天我们的想法有些什么不同。


曾祖父做到了省务委员,当时云南讲武堂学生的毕业证书上面都有他的签名。家族里没有人能超越他,在这个家庭中他是神话一般的存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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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祖父 熊廷权


我的祖父去世时,我6岁,印象中他古板,不苟言笑。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位很勤奋的人,一生有不少建树。他参与过云南的县自治运动,在1925年就写过一篇十二万五千字的《云南省县自治释义》。香港科技大学的马建雄教授在云南社科院图书馆看到,拿来给我,才知道这位并不慈爱的祖父曾经做过什么。


他做县长时写了关于澜沧江地区开发的计划书,提倡将荒地分配给农民,男、女均有份。他认为教育,交通的发展的命脉。他提出改良征税,资助教育的具体办法。甚至建议由民众集资建房,建县中心镇,发展商业。1931年的地方官具备这样的远见,令人吃惊。为写他,我访问了我的姑姑,她大学一年级就弃学去山那边参加共产党。她讲,1927年云南中共党委书记王德三被逮捕的时候,把我祖父的照片给他儿子说,如果将来我出了事,你们就去找我的好朋友熊伯伯。王德三被枪毙后,两个儿子被卖到了乡下。据说大儿子被人当骡使,蒙着眼睛推磨,小儿子逃到了昆明来找到我的祖父。祖父收养了他,送他去了昆明最好的中学--南菁中学。他念高中的时候也到山那边参加了革命。1949年后,他做了一个县的公安局长,和我祖父这名旧县长划清界限,不再往来,他也写信给我姑姑,劝她和父亲划清界限。


澎湃新闻:除了曾祖父和祖父,还有哪些人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?


熊景明:我的三舅吧。西南联大的故事广为人知,对西南联大的回忆录、研究专著,好像没有提到西南联对云南本省人才培养做出的一桩贡献。弦歌不辍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是一个重要理念,意思是教育不能因为战争中断,培养人才便是对未来的投资。中央政府鼓励地方选拔大学毕业两年以后的人去欧美留学。


云南负责此事的缪云台是一位商业奇才,他从美国留学回来,创建了云南省大型国民合办的企业云南省人民企业公司。缪云台认为云南的教育水平低,上大学的都是富家子弟,大学毕业两年的人很少。他便自己来一套,全省二十岁以下的都可以报名参加留美预备班考试,有点像以前考举人的乡试。报名者众,末了六十个年轻人来到面试环节。谁来给他们面试呢?缪云台本人以外,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、云南省省长龙云。面试之后录取了四十个人,我三舅是其中一名。


这些小孩子还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,等于是预科,他们的老师却都是些西南联大教授,杨武之、朱自清、闻一多……上课之外,一个星期举办一次讲座,一共73次,讲者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。这些海外回来的教授知道和美国同学比,中国留学生输在哪里。在他们的策划下,预备班的学生整个暑假用来做体能训练,学击剑、骑马、垒球。


当初外公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派留日,舅舅没有辜负他的期待,以第二名成绩考入留美预备班,第一名毕业。他去了伊利诺伊大学读本科,又去MIT读博士,但是没有读完。他认为导师是个种族主义者,愤而离校,此时朝鲜战争开始,中美断交,他回不了家。


三舅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个回到昆明的美籍华人。21岁离家,1973年回故乡已62岁。父母的骨灰一直没有入土,家人等他归来安葬。这天下着大雨,山路泥泞、陡峭,三舅一路流泪,坚持捧着骨灰盒爬山。三舅回来要了却的另一桩心愿,是把当年云南父老送他出去念书的钱还给云南省政府。我陪他去到省外办,人家说没有这个政策,无法办理。结果他用这笔款买了一批英文书,送给当时的昆明工学院。


青年经历


澎湃新闻:您青年时期的经历是怎样的?


熊景明:我出生于1943年,抗战还没结束。我在昆明长大,中学在昆明第十二中。写长辈故事,发现我们家从曾祖父、外公、舅舅、母亲……很多学霸。我也是,只不过我是占了短期记忆力的便宜,考试前看书,记住了,过后就忘掉。离开中学多年后,我去探访当年的老师,见到化学老师(忘了他的名字,只记得我们背地叫他化学老铁头)问他是否记得我,他说:熊景明,年年坐第一把交椅。我不好意思告诉他,此时我连周期元素表都忘得一干二净。


1961年高考,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物理系。高考数理化三科,题目都不难,考完试走出来,标准答案贴在教室外,对一遍,我全答对了,但不知道为什么,心中总有不祥预感。


后来发生的事和一部苏联电影的情节很像。学校管毕业生工作的团委书记,因为私人原因,将我的档案偷走 (数年后才知道),我不仅没去成北大,也没上成大学。十二中上一届成绩最好的一名姓彭的女生也没被大学录取,大家猜想因为她母亲在政治运动中自杀。我爸爸是昆明市政建设公司的总工程师兼副经理,虽然出身不算好,还不至于取消我的入学资格。当时投诉无门,只知道哭。我一心要上北大清华,完全没有考虑卧病在床的母亲怎么办,非常自私。感谢命运的安排,让我留在昆明。


十二中校长赵永特别同情我,聘我到学校任代课老师,教俄语课。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滥竽充数,去教高中外语。我原来的俄语老师张文真带着我上岗,她上课我去听,然后依葫芦画瓢,她怎么教我就怎么教。好像还很受学生欢迎,一次语文课作文,题目是我最喜欢的人,班上两个女生没有写毛主席或解放军,写了熊老师,太好笑了。


到了第二年(1962年),高考之前两个星期,校长告诉我教育局有新规定,凡没有大学文凭的,得离开中学去教小学。我肯定自己对付不了小学生,就再去参加高考碰碰运气。当时没有想那么多,也没有什么时间复习工科的课程,就报考外语系。那年高考,外语我是全省第一名。都教了一年,理所当然(笑)。我不敢填省外的学校,就填了云南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。这一年高考的政治审查放松,否则也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。那年我19岁。


澎湃新闻:文革时您受的冲击大不大?


熊景明:文革对我个人最大的冲击是尝到背叛的滋味。我上大学读书很轻松,一到考试,同学紧张复习,我学雷锋。把宿舍清洁,打开水等活都包下来,并猜题写作文给同学,供他们拿去读,去背。过年过节母亲让我将家不在昆明的同学请来吃饭,我也曾将自己舍不得穿的毛衣送给一位家境贫寒的同学。


大学的文革以批判系的修正主义开始。我成了外语系第一个被批判的学生,修正主义苗子。外语系教学楼外,架了四块黑板,贴上大字报,标题为看外语系培养的什么苗子?,说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,我舅舅在美国,以及种种谎言和谩骂。最出乎意料的,也最让我伤心的,是差不多全班人都签名了,包括平时处得很好的一些同学。


我故意约一个男生在教学楼外的草坪上托排球,好让一年级新生见到这个修正主义苗子是谁。班上有个坐我前排的男生,老问我功课,对我赞不绝口。文革开始,他在班级批判会上发言骂我。文革结束后他向我道歉,我说:你不用担心,你原来对我的表扬和后来的指责我都不在乎。据说是否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天生的,我真要感谢父母。


一两个月后,就开始了派系斗争,整个云南大学都是炮兵团派。我发现有些事是一个特简单的事情:某个高音喇叭涵盖的范围成为一派,高音喇叭天天对你讲,你就信了。云南大学旁边是昆明工学院,两所大学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传出女播音员尖锐、激愤的声音,诉说另外一派的罪行,表达自己一派捍卫毛主席,捍卫党中央的决心。位置处于中间的工厂机关,听到哪边的喇叭,就会加入哪一派,相信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
文革中我一直是逍遥派。做文革研究的历史学家雷颐看了许多文革经历者的回忆,他想要了解这些人什么时候开始觉悟,他说我是最早觉悟的。这大概和家庭有关,或者说家教吧。其实父母都不对我们讲大道理,应当是从小身处的环境潜移默化的结果。


文革一开始,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到云南来发动群众。一个个高高白白,长得令我们羡慕。记得有位一口京腔的女生到云大来,站在台上,对数百名大学生传递毛主席的声音,她说到激动时,解下裤带,一声抽在讲桌上。我极为反感,周围的同学却一次次鼓掌,令我莫名其妙。


有个好玩的故事。我是大学文工团舞蹈队队长,有个物理系男生是足球队队长。我到大学图书馆看书时,几次发现他坐在一个和我彼此能够看见的位置。我演出的时候他一定去看,轮到我出场坐到前排,没有我的节目走出去。我呢,凡是足球比赛都去看,站在可能被他看到的位置。看到他在运动场里跑,我会站在终点,等他看见我,快速交换一下眼神就走开。两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,都明白对方心中所想。文革开始斗老师,一天我走过操场,看到他在批斗会人群里,站起来带头喊口号,很激动的样子。哗啦一下,对他所有的好感都消失了。原来我们心中的某些价值有那么大的作用。


澎湃新闻:大学毕业以后您去了哪里?


熊景明:毕业之后我去了军垦农场。和知青比,我们有工资,但没有自由。第一年很槽糕,第二年后,自己种粮食,自己养猪,生活好了很多,虽然劳动强度很大。每天早上要把蚊帐拉得平平的,被子折成四方形,弄成军队的样子。离开营房,要请假,而且要三人同行。


1969年,妈妈病在床上,哥哥从山西回来探亲,我离开家一年多,太想妈妈了,太想回家去看看。我不吃饭,只喝水,几天后,早上起来整理床铺时,一下晕倒了,获准去县城看医生。我对医生说明原委,告诉他我要回去看看我妈妈,请他给我几天的假。终于拿了五天的病假条,当天坐车回昆明。妈妈看见我就哭起来,说: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?


1971年,我去了澄江中学教英文,课文都是“Long Live Chairman Mao, 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”。我自己弄了套补充教材教学生。1973年我离开澄江中学,后来玉溪地区办教师培训班,考进去的一半是我当年的学生,恢复高考后,也有好几个考取大学,他们的英语成绩都不错。并不是我教会了他们,只是令这些中学生对英文产生兴趣。我和学生相处得很好,虽然当时还在文革中,这三年里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。


在中心的日子


澎湃新闻:您是1979年来的香港,当时是什么契机?


熊景明:我那时的先生是在澄江中学的同事。他是华侨, 允许出境,1975年就去到香港。我们结婚时他在香港,我在昆明。1978年女儿出世,移民香港是必然。1979年,文革已经结束,邓小平上台,大家觉得否极泰来,中国未来一片光明。记得那天去公安局,看到布告板上批准到香港探亲者(其实就是移民)有我的名字,当场就哭起来,我很不想走,不愿离开父亲、弟弟和那么多亲戚朋友。


到香港就开始看广告找事做,唯一合适的工作是教国语(普通话)。我去应征,国语不标准,不成功。朋友介绍我到一所中学去做一份临时工,替学生排练舞蹈,参加中学生舞蹈比赛。我教了十几个女生跳彝族烟盒舞。她们跳得很好,但连安慰奖也没有得到(笑)。我女儿那时候九个月,我们住在观塘的一栋唐楼里,唐楼就是没电梯的楼,我们住七楼。到地铁站有条200多级石阶的长梯。我抱着女儿上下几百级石阶,再七层楼梯,把腿练得很有力。


我历来乐观自信,相信一定会走出一条路来。现在回过头来想,很多时候都是靠运气。


1979年年底,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学者找内地来港的人访谈,为了学术研究要了解农村的情况,我在农村教书三年,觉得知道不少,就去应征了,就这样到了中心。中心的学者都是外国人,绝大部分是在念博士的年轻人,主要来自美国,也有印度人、日本人。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些人太认真了,在内地我没有见过有人那么用功,花那么大力气把一个东西弄清楚。


我是在密歇根大学念博士的华裔美国人Jean Oi 的助理,她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资深教授。她每天一早来,一直待到晚上十点中心关门。那时用老式打字机,这栋两层小楼里,从早到晚,都听到嗒嗒嗒嗒打字声。大家见面讨论的话题都是中国。有人从中国内地回来,大家都非常好奇地问这问那。


延续至今的中心午餐研讨会的传统,是在亚皆老街时形成的。大家围桌而坐,一边吃午饭,一边听演讲。到中心做研究告一段落,做一次学术报告,或者从中国访问归来谈见闻,形式不拘。中心的另外一个传统--行山,和昆明人的爱好有关。在香港,朋友聚会或有什么事,就一齐吃顿饭。我在昆明时,朋友聚在一道最常喜欢的事是郊野行走、爬山。于是我提议大家一起去爬山,香港人称为行山。第一次出游时,有位在中大教书的李南雄教授提议从九龙经飞鹅山到西贡,他说有两小时。结果你猜爬了多少小时?七小时!有个小女孩还穿着皮鞋,后来是Suzanne Pepper 的先生背着她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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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的午餐研讨会


我的英语就是徐国璋英语四册的水准,听、说都不行。1980年,我到中心图书馆兼职,每天两个多小时站在影印机前做机械劳动。想到个利用时间的办法:戴着耳机听英文。中心演讲会,管他什么内容,听不听得懂,都专心听,也留心听周围的鬼佬讲话,在家听英文电视新闻。英文并非逐步长进,而是突然之间升了一个台阶。研究中国的学者,多少都会一点中文,他们和我交谈讲中文,也算是练习。有一天我想,为什么不练习自己的英文呢,第二天鼓足勇气,开始跟他们讲英文。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的Andrew Walder(他和Jean Oi后来结为夫妻,现在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资深教授)吃了一惊,笑道:你一直装作不懂英文,原来讲得那么好,一定是哪里派来的间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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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的周末郊野


澎湃新闻:1988年,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从亚皆老街搬到了香港中文大学,这个过程是怎样的?


熊景明:1980年代西方学者可以直接到中国内地做研究,传说中心要解散。一位到中心做研究的中文大学教授告诉我,他看到广告,他们系的中国法制研究计划要请一名研究助理。我问他广告呢,他说扔垃圾桶了。幸好他家的垃圾没有及时倒掉,第二天他给我拿来了报纸。我去应聘,来到了中文大学。


19841987年间,我们举办了三届中国宪法的研讨会,内地、港台的法学家首次聚会。并出版了三本宪法研究论文集。香港的首席按察司杨铁梁是项目的协调人,成员多是关心内地法律建设本港学者及法律界人士,包括陈弘毅教授、陈文敏教授、何俊仁律师。每个周末开会,好像对促成香港的法律翻译成中文的计划起了作用。对深圳特区经济、金融方面的立法有很大帮助。我觉得研究中国法律制度太重要了,做一名研究助理,职位低,工资低,兴致高。


项目的负责人是中大的政治学教授翁松然。我做他的研究助理六年,好像修读了一门课。每天中午吃饭时,听他滔滔不绝介绍西方政治学理论,吃完饭我常常说一声,下课了。我们和大陆法律界人士,尤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研究人员蛮多交往,并建了个资料库,收集中国法律方面的文献、图书资料,编写中英对照的法律词汇手册。


香港那时上班有所谓长短周,即隔周的周六上午上班。我得到翁教授同意,每个周六都去,条件是带女儿来。那时她刚上小学,中大是我们的大花园。1983年来到中大后,通常每个星期都去中心找资料,兼职替中心学者做研究助理。每到中心,都觉得很轻松。在大学里以职位称人,某某教授;但同一个人在中心见面,Peter Tony直呼其名。


大陆越来越开放,中心门庭冷落。好不容易筹集到的经费,一半要用来支付房租。经过近两年的谈判,当时中心的主管单位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,与香港中文大学达成协议,中心无偿并入香港中文大学。大学需要承诺继续中心资料收藏的方向,建立中国研究资料库,继续对海外学者无偿开放。1988年起,三年观察期后,如果双方均满意,移交中心所有权。出乎我自己的意料,我做了中心的助理主任。中心的兼职主任关信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,他将中心的工作全盘托付给我。拜天时地利人和,中心从一个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工作站,发展为一个驰名国际的中国研究资料库及研究基地。


高琨当时是中大校长,他虽然是个化学家,但很重视我们中心。我和他接触不多,但对他印象非常好。一次有十多位大学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授介绍自己研究,高琨听完每个人的讲述,都发言讲讲他的观感,提出问题。他对自己不熟悉的研究领域表现出来的洞察力令我惊讶。他离开大学前,我校园里看见他远远地站在那里,鼓起勇气走过去说,特别感谢你在中大这些年的贡献,我们会记住你的。他说,许多到过中心的学者来见我时都提到你、夸奖你。我听了很受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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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8年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,熊景明向高琨校长介绍中心馆藏


澎湃新闻: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来过很多国内外的访问学者,其中很多学者都办过讲座。当时是如何挑选访问学者的?


熊景明:当时挑选学者不难,因为学术期刊很少。我就看《21世纪》《战略与管理》这几个杂志来挑。请学者之前,完全不认识该人,也是碰运气。回头看,运气不错。我曾在《战略与管理》上看到一篇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,写得很不错,作者名沈延生,单位是中国科技大学。我写了邀请信寄到科技大学,请转这位作者。没下文。2007年初,我接到陈子明的信,问三年前的邀请还算不算数。原来他当时是生物系研究生,所以取了这样的笔名。他来到中心,我将他介绍给在中大读博士的几位学生说,这是陈子明。对方一脸茫然,没听过……


访问学者大多来一至两个月,公派为主,即由他们所在的单位替他们办理来港手续。那时中心通常有十多位内地访问学者,加上海外学者,很热闹。我让大家组织成一个班,任命班长。于建嵘开玩笑说,我这辈子做过的唯一要职,就是熊老师任命的班长。周末约大家一起去行山,学者间的交流在非正式场合更实在。中心的主任关教授、教育学院的肖今教授任司机,还特意买了7座位的车子带大家出游。许多到过中心的学者,多年后回忆起来,印象最深的便是一道在山野中行走。


访问学者在离开中心前,要做一次演讲,形式为午餐研讨会。不同背景,不同学科,不同题目的研究者在一道交流,机会难得。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本书。往往越是学问高深的讲者,越少引经据典,越容易明白。大陆学者通常问题意识强,希望对问题找出解决方案。而西方的研究,侧重解释清楚现象,从不同层次剖析事物,探讨来龙去脉,将研究纳入某个理论框架,或者推翻什么理论。大陆的社会科学研究也逐步跟西方的潮流,以论文发表为衡量研究成绩的标准,研究的社会意义是次要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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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届当代中国研讨班合影


澎湃新闻:您在中心这么多年,留下了很多外号,像学术媒人”“熊猫饲养员,这些称呼有哪些渊源?


熊景明:当时《南风窗》的叶竹盛来访问我,他给我封了一个中国第一号学术媒人的称号。曾经有内地非常关心自己学生的老师,看漏了学术二字,误以为我有撮合姻缘的能力,向我推荐她的学生。我也试过为年轻学者介绍异性朋友,都没有达到预期结果。不过丘比特的箭在中心多次中的,著名学者傅高义和他的妻子就是在中心相遇而走到一起的。


所谓学术媒人和我的职务有关。我在中心的工作主要是两项,一是图书馆建设,即图书资料的收集整理,再是学者咨询服务,reference librarian,中文不知道是否叫读者咨询馆员。二者密切相关,我需要从研究者的角度去搜罗图书资料,编目、排架都考虑方便使用者。学者来到,对他们介绍相关的图书资料。


中心如何建成海内外最佳的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库,是一个很长的故事,我写过,也讲过,就不重复了。只想强调,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。说到我本人,只因为日子久了,对资料熟悉,也了解到许多学者的研究方向,不仅内地、港、台学者,也包括西方学者。我在中心工作的年代,网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,这些存在头脑里的信息对学者很重要。就是今天,也非所有信息可以在网上查到的,我退休都这么多年了,媒人的工作未曾间断。另一方面,我到中心工作之前,已经做了89年的研究助理,养成职业心态。学者来到中心,我就好像变成他们的研究助理。也有一点神奇,往往别人找不到的资料,我不知道怎地能够找出来,大概是和图书之间的心灵感应吧。此外还爱管闲事,用香港人的话说,就是八卦自来熟是昆明人的特征,很容易就和访问学者结识甚至成为朋友。按在家乡养成的习惯,朋友就要请到家里去。大家开玩笑说,我家是香港著名旅游点。每年除夕,我会邀请留在中心过年的学者去参加我的无家可归者晚餐


既然是朋友,就会担心对方是不是吃得健康,有没有运动。张鸣在这里,我和肖今努力帮他减肥,居然减去十多斤,不过回北京后,很快打回原形。他说我管理中心以及学者用的手段是温柔专制,好像也对。也因为一些学者被看做是国宝级人物,就有人开玩笑称我为熊猫饲养员


最近我们编了一本介绍中心历史和现状的小册子。其中有2004年中心成立40周年研讨会上傅高义的讲话,以下这段话很准确地将中心的历史总结出来了:


“1963年我们谁都不清楚中心之后的40年将何去何从。如果我们有远见卓识,恐怕我们会这样想:我们期望在中心做研究的这批学者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有深刻的认识;中国学术研究领域能够发扬光大;我们希望中国能对外开放;而我们的研究能有助于中国人进入国际大家庭。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能与大陆的学者携手合作,加深彼此的了解。我们希望心怀喜悦地走过这段路。四十年后,时过境迁。经过无数的努力,有人说中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让我们祝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,祝贺所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有幸于参加这一使命的人。


收集民间历史


澎湃新闻:您退休之后一直在着力民间历史的收集,为什么要做这件事?


熊景明:2000年初,个人回忆录、口述历史的出版越来越成气候。作者大多是经历抗战、内战,以及之后中国大陆不平静的年代,穿越大苦大悲之人。他们的真实经历,情节常常超出作家的想象。


第一次令我有了建立专项收藏的念头,是看到一位叫李乾的人写的回忆,他17岁参加志愿军,一生受尽磨难。他在回忆录的最后说,我明白了为什么要让我受那么多苦,是老天爷让我见证这个时代,要我写下来。出版社考虑市场,主要出版名人的传记,普通人的回忆录只能找小出版社,或者自己凑钱印,分送亲友。我们需要花功夫去发现,去收集。于是想到办一个网站,让人家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。十多年过去,这个网址收集了6千多篇个人回忆(经我们按内容和文字挑选过)。通过网址收集书的想法不成功,知道这个网站的人不多。


退休很久前,我就在想退休之后要找件事情做到老死,民间历史看来是老天爷替我想到的。


一件事情发生,就像民间回忆录的涌现,我们会take it for granted, 觉得自然而然。仔细想想,这是技术和时代巧妙的结合,之前没有,今后也不会有。曾祖父写他的长辈,他的家人的文章,经祖父整理得以出版。我外公对未来亲家家族最高的评价是有书出版 我爸爸、我祖父都有故事,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民间历史呢?因为他们没有电脑,不能用现代的方式加以记录,所以当故事和电脑碰撞,就产生出来了连小说家都想象不出来的那么多的民间故事。将来到了你们这代人的历史写成故事,谈恋爱、找朋友、找工作,何等幸运。


参与民间历史项目,最有成效的,不是收集了这些书、建立了这个网站,而是碰到适当的气候,融入内地的同仁圈,共同去倡导家史写作、家人故事的纪录片拍摄等活动。个人在历史中非常渺小,却可以用我们的记忆和思考参与记录历史,识别真伪,认识现实,以史为鉴,走向未来。


从政府的角度看,会面临两个问题。有一种主张是不提过去的错误,否则引起思想混乱,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低估了大众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,此外,长远来看不直面历史,一方面不能以史为鉴,从历史中获得教训,另一方面会是一个隐患。香港是个典型的例子,因为对历史的不同解释会造成很大的矛盾,干脆中小学不教历史。结果许多青少年缺乏对国家的认同,对历史较全面的认识,容易被某些势力动员起来。


民间历史项目迄今收集了67千本回忆录,我看过的回忆录,有没有一本在宣扬仇恨,有没有一本说我们要起来斗争?没有。道理很简单,写回忆的爷爷奶奶,爸爸妈妈,无论他们经历过多少苦难,遭受过多少不公平的待遇,甚至迫害,他们只希望子孙平安,国家不要重蹈覆辙,他们的后代能够顺利成长。这些回忆录传递的信息是和平与爱,不可能宣扬斗争与反抗。那些不堪的往事过去了,只希望不要再发生,并非要把谁拉出来鞭尸。


钱穆先生反对将中国古代说成漆黑一团。但他本人或者任何历史学家,都不可能主张给国家带来大灾难,大倒退的某个历史时期,某些历史事件不检讨,不反思。中国要往前走,需要排除不直面历史带来的隐患。希望这是一个和平的进程。



转自《澎湃新闻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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