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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晴:我的继父唐海


--作者:戴晴


我的继父初初看去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。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里,只有当讯号过分强烈时,他才回到世俗中来。而他一回来,立刻就给出自己的结论。


他是1936届上海交大的高材生,本已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职,只因一个偶然,他去了延安。那是有一次,他在军用机场等候他所托运的技术物资,左等右等不来,最后被告知因舱位紧张未能启运。而就在这时,他一眼瞥见飞机上正往下卸的达官贵人的保姆和婴儿车。就这么一怒之下,他决定革命了。而那时革命似乎只有一个去处--延安。


因为英文好,他曾在那山沟里为毛泽东作翻译,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数几个又学通了一门俄文的人。斗王实味,不知他是否在场;从已发表的资料看,坦白抢救的时候,他已被发到了绥德,就在那里被关进监牢,罪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过吻。后人,包括他自己的弟弟读到这里都不禁莞尔,但他已经吓疯了。在此后的大约40年,他没有离开过冬眠灵


抗战胜利前夕,延安开始给被冤屈的同志甄别。打的时候就稀里糊涂,甄别的时候清楚得了吗?毛泽东说:现在东北快解放了,需要大批干部。让他们自己到前线去做结论吧。是共产党人,一定留在共产党内;是国民党人,让他跑到国民党去,怕什么呀!他去了东北,紧随在接收地盘的大部队之后。


他没有离开共产党,到死都守着他年轻时候的梦--不仅守着梦,还象所有得到了党的宽大的人一样,怀了一腔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

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的,在那片寒冷荒芜的富庶之地。他是工业部化工局的技术处长兼计划处长;她是该局合成炼油厂副厂长。这可能是我的继父一生最愉快的时间,因为前线需要汽油,没有人会在这个当口整他们。


那几年,他的从油母页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议得以充分的发挥;他还是当时少有的能与苏联专家直接交谈的主管干部。我的母亲是一个太爱才的人,完全被他的知识和谈吐迷住了。看他实在太邋遢,那样风流的人品,竟睡在光褥子上,母亲把自己心爱的细亚麻布床单亲自为他铺好,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种情感传达,没想到再见面时,那床单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脚上了。


建国了,象他这种从延安出来的技术人才,应该是共产党的宝贝了吧?不料他因为太懂技术,又不加掩饰地把他懂得的说了出来,竟得罪了不那么懂技术却很懂政治的泥脚杆子


50年代起,到文化大革命,只要有政治运动,他所在的石油系统揪出来斗的,一定是他。到了50年代末,他已被贬到大庆,贬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部属安达石油学院,任职副院长。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伤自尊心,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,反而一心一意认定非把这所学院办好不可,起码办得如他母校一般,成为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。他亲自教授普通物理、高等数学和英语,训斥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和不用功的学生,亲手布置图书馆和实验室。


就在学校开始有起色,学生们开始爱上他的时候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和每次一样,他又被当作靶子抛了出来。他在延安整风期间落下的精神病从没有过彻底治疗,二十几年来一次次犯。这回,当我的弟弟闻讯到安达去接他的时候,他正跪在零下30°的雪地里,双手和耳朵上冻起血泡,口里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认罪词。


他被接回北京,和家人生活在一起,神志一天天清醒。没有学可教了,想到大庆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,却因出水过早而有20%的原油在井里而废掉,实在可惜。他认为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简单地平均分布所致。他列出公式,计算并且绘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图。


他致信有关部门,没有人理他,更没有人拨给他一口井作实验。从1966年到1976年,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铁匠铺里转,交了一批围着帆布围裙的白铁工师傅朋友。他们按他的口述给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模型,从此,家里丢满了他的实验器皿:洋铁皮盒、洋铁皮管和泡沫塑料块,本已拥挤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庆油田出油率的实验场地,家中定量供应的食油成了他的实验材料。


待到他认为这项实验已经有了结论,却见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时候,一句话也没说,把场地草草收拾掉,开始一页接一页背郑易里的《英汉词典》。词典背完了,还能做什么呢?他又投入一项新的纯理论研究:质疑爱因斯坦的《狭义相对论》。他把他的构想向我解释,其郑重与热切就象是接受一项国家研究项目。从此,家里满是他的计算公式,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。


我不知沉浸在这种境界中,人会有什么特别需求。他不断向母亲讨酒喝、讨烟抽,而妈妈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样,扣住不给。他于是自己到小铺买,妈妈又扣他的零用钱。他于是以他能得到的一点点钱,买最下等的,身上永远散发出劣烟劣酒的臭气。


一次,我四岁女儿发现她屋形小扑满突然之间空了。问到他头上,当外公的开心大笑起来:哈哈哈,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钱!


他不象父亲,不象家长,社会上的事他都不甚了然。他只象是家里的一个不挑剔的大孩子,一个可有可无的人。有一回,他不无惊惶地提着一支不是盒装而是筒装的鞋油问妈妈:


杨洁,现在的牙膏怎么是黑的?


他生活在他的理论和技术世界里,即使和家里人,好象也没有多少话说。他的伙伴只剩下3岁到6岁的孙辈,1968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。他把她叫做鸟儿,她的牙牙儿语在他听来就是如此,而这对他也就够了。


他的孩子那时是十多岁的少年,他的学问和为人距他们的理解力太远,他的怪诞却已到了他们容忍的极限。弟妹们不但不和他亲热,反而将他们的爱与依恋转向反面,不理他、呵斥他。只有我给他买酒,并且坐下来陪他喝一小杯。这时,即便他没有发病,也会大睁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对我说:小庆,我一定好好学习马列主义,一定好好改造,要不然就会象王实味一样去做特务。这可能正是我写王实味的最初动因--我想要知道,王实味到底怎么了,能把一个优秀如我的继父的人吓成这样。


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,高兴地题辞送给母亲,完全忘记了他是母亲的配偶。对此他丝毫不计较,他读完了全书,随即把他最喜欢的《后记》译成英文送给我。1982年,他的小女儿,我的小妹妹,在24岁上患绝症离世,我们全家陷在悲恸中无以自拔,身为父亲的他却象是淡淡地没有这回事。不过数月后,他突然一句话没有就去了,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心里的创痛,不会与人分担,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的创痛。


我的继父是一个心思与情感都很深的人。而全世界,包括他最亲近的人,都忽略了他。没想到的是,他的死讯传到安达,竟有那么多多年以前挨过他的骂的学生为他哭。


我一次次买了送给他的酒,还一瓶瓶地排在柜子里。每忆及拦住不让他喝的情景,妈妈都唏嘘不已。母亲整理他的手稿,数百页精密的计算之后,赫然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结尾:


这篇论文从1966年开始写作,直到1982年,前后写了16年才写到现在这个样子。


我感谢毛主席对我的教导,尤其是《两论》对我的启发;我感谢周恩来总理对我的精神鼓舞,我感谢叶帅对我的挽救,并且把我调到了北京这一科学中心,并且指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、群众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工作;邓帅明确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,给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正确性以充分信心。--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!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万岁!革命先烈万岁!


198322日早春气息之夜


我们终于知道,那场红色风暴来临的时候,他所受到的惊吓:他逃进爱因斯坦,将学术视作唯一的藏身之所;我们终于知道,延安那一击,给他的戕害之难于复合。掌权的大人物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语,已经融进他的生命,直到死的一刻。


可怜死了,可怜死了……”妈妈说,哽噎着。


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据说已经用在新油井开发上。他的对《狭义相对论》的辨诘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看懂。如果这份心血不能当作他的成就,也算是一个因早年革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场新的、令他颤栗不已的年代里的一个慰藉吧。



转自《史学探研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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